随着冷战结束，中蒙两国于1989年实现了关系正常化，1994年修订了友好合作关系条约，2003年建立了“睦邻互信伙伴关系”，2011年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2013年签署了《中蒙战略伙伴关系中长期发展纲要》。如今，中蒙两国建立和发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将双方关系推向了新的阶段。这表明，冷战后的中蒙关系不仅在双边，而且在多边和地区层面上都取得了空前的加速发展。
目前，中国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集中力量营造周边国际环境，以复兴“草原之路”予以积极回应的蒙古国，已经成为中国与周边国家共建“一带 一路” 、推进“互联互通”建设、打造“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伙伴。
从整体上看，目前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界对当代蒙古国的研究，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明显落后于当今蒙古国形势和中蒙关系发展的现实，以至于难以为国内新闻媒体和公众全面深入地了解和认识蒙古国，产生应有的积极促进作用。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界对当代蒙古国研究的这种不尽如人意的状况，缘于如下多方面因素。（1）研究人员数量偏少、年龄偏大、知识结构老化，急需大批具有各种学科背景的年轻学者涌现担纲; （2）研究队伍大部分集中于内蒙古一地，少部分零星分散于其他个别省市区，亟待形成依托北京、协调全国，真正在国内外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研究团队和交流机制;（3）研究对象集中于语言、历史、民俗等传统领域，需要扩大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军事、外交等与蒙古国相关的所有现实问题领域，尤其是在外交领域，集中于蒙古国与中国、俄罗斯两大邻国的关系上，没有全面关注蒙古国与其地理区划所属的东亚、北亚、中亚三个次区域国家和美国的关系，更没有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关注蒙古国与更多的中国周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关系; （4）研究方法比较单一，对人类学、转型经济学等国内外学界采用的新方法知之甚少，同蒙古国以外国家的学界几乎没有开展学术交流; （5）研究成果没有专门的学术刊物用于公开发表，而大都只用于满足内部需求，因而对后继研究人才的培养极为不利。
在中蒙关系已经提升到“全面战略伙伴”的现阶段，中国当代蒙古国研究界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时机。面对历史性机遇，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界最需要自觉地齐心努力，尽快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蒙古国研究体系。
Part 01
中国特色体系：从国际关系理论到当代蒙古国研究
客观地讲，中国学界的国际关系研究，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步确立的全国性研究体系基础上，在“文化大革命”之后重新起步的。随着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一大批学子从海外学成归来，他们不仅从国外带来了先进技术和管理方式，而且带回了美国、日本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国际关系理论。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这些国家的国际关系理论被系统地翻译介绍到了国内，对中国学界反思和丰富本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但是，过度偏重于大量介绍这些国家国际关系理论的做法，也逐渐带来了对其盲目崇尚和跟从的弊端。因此，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中国学界开始思考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问题。他们越来越意识到，包括美国、日本在内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都是从“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出发，通过总结归纳西方国家的国际关系实践形成的。因此，在对近代以来东方国家国际关系实践进行的概念化作业上，这些理论都把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国家视为国际关系行为的主体，而没有站在东方国家的立场上，把它们视为努力掌握自己的命运、维护自己发展空间的主体力量。这些国家的国际关系理论大都难以实事求是地解释东方国家的外交实践，也无法为东方国家有效地处理对外关系提供有力的支撑。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进程进入倒计时阶段，中国跻身世界贸易体系指日可待，专家学者意识到了构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必要性。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国经济继续高速增长，国内生产总值接二连三地赶超西方发达国家，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界的这种自主意识变得越来越强烈。2006年前后，构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主张在中国学界公开出现。响应这一主张，越来越多的专家和学者从自己的研究领域着手，以各自的方式，自觉地投入到构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努力之中。然而，构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体系并非易事。仅从科学发展的一般规律讲，要总结和归纳中国国际关系实践的经验和教训，又要从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整体上打造新的逻辑构架，从问题领域和区域研究角度加以充实和完善。因此，在构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共识下，这一努力从各方面多角度展开，其中中国周边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实际上，蒙古国国际关系研究界一直认为本国疆域辽阔，在地缘上同时属于东北亚、北亚、中亚。近年来，蒙古国政府则更强调本国的东北亚地缘属性。但是，在构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进程早已启动并在一些领域取得可观进展的情况下，从全面观察和研究蒙古国的新阶段正式起步之时起，就应当旗帜鲜明地提出构建中国特色当代蒙古国研究体系的任务。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在当代蒙古国研究和交流的国际舞台上把握话语权和主动权，把中国当代蒙古国研究进程不断引向正确的方向。如果因循守旧，盲目地跟从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关系话语体系，中国当代蒙古国研究进程就会误入歧途，无助于甚至有碍于中蒙关系的持续健康发展。
无论是整个国际关系理论，还是朝鲜半岛问题研究，抑或是东北亚国际关系研究等体系，当它们冠以“中国特色”的定语时，便具有了共同的现实和理论基础。这就是中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及在这个科学论断下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同样是构建中国特色蒙古国研究体系的现实和理论基础，不仅是因为这个论断和理论本身，而更重要的是因为其依据的唯物辩证法的哲学思想。最近一个时期以来，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界随处可见一种必须予以警惕和清除的“怪现象”，就是不从客观实际和中国的需求出发，而把西方国家学者的观点和理论作为国际关系研究的立论依据。尤其是，在各种国际问题学术研究刊物发表的文章中，充斥着连作者本人也未必清楚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各种“主义”，言必称西方国家学者如何这般。而且，阶级利益分析法从观察和研究国际关系的方法体系中被国家利益分析法取代之后，不知从何时起，又被莫名其妙地从观察和分析私有制国家内部经济政治问题的视角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并被所谓“利益集团”分析法替代。如此种种“怪现象”，把国际关系研究的话语权拱手让给了西方国家。其思想根源，就在于放弃了辩证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的哲学指导思想。
要构建中国特色当代蒙古国研究体系，就要首先自觉地确立辩证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的哲学方法论指导地位，回归到新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优秀传统立论方法。辩证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是同一种哲学思维的两个侧面。辩证唯物论要求从普遍联系和发展的观点看待客观事物，而唯物辩证法要求从客观实际出发看待普遍联系和发展的事物。把这种哲学思维落实到中国特色当代蒙古国的观察和研究中，便要求把蒙古国的各种国际关系都视为对立统一的矛盾，从普遍联系和发展的视角加以研究，摒弃从书本和理论出发，形而上学思维方法，敢于对缺乏蒙古民族语言和历史文化基础的书本理论提出质疑。然而，在具体地构建中国特色当代蒙古国研究体系方面，仅仅依靠这一个哲学指导思想显然是不够的，还必须进一步地把它落实到对当代蒙古国的理解和观察角度，以及整个研究体系的各个方面。而从科学发展的一般过程和科学学理论看，中国特色当代蒙古国研究体系应包括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队伍、研究任务、研究方法、研究成果的应用等诸多方面。但是，其中最为核心的问题是，如何遵循已通过大量实践而被中国化的辩证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即“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为全面深入地开展研究工作，形成对当代蒙古国的中国特色基本理解和观察视角。从国际关系的现实和理论看，国家是国际关系行为的基本单元。但是，在如何理解“国家”涵义的问题上，不同的国家会有各自不同的解释。实际上，同世界许多国家类似，在蒙古民族语言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蒙古”(Могол)一词面世时，指的是刚刚完成各部统一并称之为蒙古的很多人和许多部。经过相当长久的历史岁月之后，它才逐渐具有了指称蒙古民族的生活地域和国家的涵义。这就是说，所谓“蒙古”的概念，具有指称民族、地域、国家的内涵和外延。这对于构建中国特色当代蒙古国研究体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在民族指称方面，“蒙古”一词超越了在当今蒙古国疆域内生活的蒙古人，而应把13世纪成吉思汗开疆扩土以来，扩散分布到亚欧大陆各地的蒙古人及其后代都包括在其中。实际上，包括当今蒙古国的蒙古人在内，无论是俄罗斯的布里亚特人、卡尔梅克人，还是中国的蒙古族，都把成吉思汗视为本民族的创始祖先，并用统一的蒙古民族语言保持着相互间的情感纽带。对这种现象的研究，已经超出了传统的国际关系研究范围，属于民族学和人类学的研究范畴。由于中国的蒙古族人口数量比包括蒙古国在内的世界任何国家都多，因而中国特色当代蒙古国研究不应只拘泥于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不能简单地从国家和政权视角理解蒙古国，必须同时从民族的角度认识蒙古国。这就意味着，在中国特色蒙古国研究中，民族应被视为与国家并存的国际关系行为单元。在地域指称方面，“蒙古”一词超出了当今蒙古国的疆域范围，把平均海拔高度为1580米，面积为300多万平方千米，地理范围东抵大兴安岭、西及阿尔泰山脉、北至萨彦岭、肯特山、雅布洛诺夫山脉、南界阴山山脉，即蒙古国全部、俄罗斯南部和中国北部部分地区的整个蒙古高原都包含在其中。自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以来，蒙古高原 独特的地理环境使繁衍生息在这里的蒙古民族创造了自己独特而统一的历史和文化。尽管在20世纪初部分蒙古民族在此高原中部建立了自己的独立国家，但作为大部分蒙古民族家园的这个高原，依然是不可分割的整体生态地域单元。正是这种整体性，使得生活在这里分属于不同国家的蒙古民族依然保持着共同而悠久的游牧文化。这是对当代蒙古国的中国特色理解的又一个重要方面。这种认识可以促进加深上述对当代蒙古国的民族层面的理解。在国家指称方面，作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当代蒙古国的历史相当短暂，而且其独立过程与中国、俄罗斯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但是，当今蒙古国在国际关系的意义上，对于中国和俄罗斯具有完全不同的复杂情感。这不仅对于中国和俄罗斯，而且对于美国、日本、印度、土耳其、欧盟等所谓蒙古国的“第三邻国”，都具有不同于一般国际关系的特殊意义。因此，中国特色研究不能仅仅从一般的国家意义上，而且要关注这种复杂背景，并结合上述民族和地域的理解去认识当代蒙古国。始终从自觉的意识出发，从民族、地域、国家三个角度，综合而立体地理解当代蒙古国，具有立足于实际的中国特色。但是，从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发展的现状和未来趋势以及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历史地理角度看，仅有这种理解仍然不够充分，还必须从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把当代蒙古国置于其地缘和地理区划所属的东北亚、北亚、中亚，甚至是整个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来加以看待。
从东北亚的地缘属性看，当代蒙古国不仅有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与之具有共同陆地边界的邻国，而且通过这两个邻国，还有朝鲜、韩国、日本、中国台湾等周边国家和地区。而从北亚的地理区划属性看，当代蒙古国只有俄罗斯一个周边国家。再从中亚的地缘属性看，当代蒙古国除了在陆地上与之具有共同边界的中国和俄罗斯两大邻国外，还通过它们有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周边国家。中国对当代蒙古国的研究不仅要持续关注蒙古国与中国、俄罗斯关系的传统领域，而且还要至少考虑到蒙古国同东北亚的朝鲜、韩国、日本、中国台湾以及同中亚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关系。在蒙古国与其周边国家的关系中，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界迄今只关注了蒙古国与中国、俄罗斯的关系，没有进一步系统地深入考察过蒙古国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关系。即便是在当今蒙古国政府强调的本国之东北亚地缘属性方面也是如此。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当今蒙古国政府没有刻意强调本国的中亚地缘属性，但在未来中亚地区和国家通过俄罗斯推进的“欧亚联盟”、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等 进程获得大发展机遇时，蒙古国政府完全有可能再次强调本国的中亚地缘属性。由于蒙古国同中国和俄罗斯一样，在地缘上连接着东北亚和中亚两个次区域，应当引起中国的当代蒙古国研究界充分的重视和关注。对于中国特色当代蒙古国研究来讲，还应当善于把蒙古国放在整个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中加以观察。从地缘上看，当今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以中国为中心，呈同心多级状分布在中国周围。那些与中国具有共同陆地或海上边界、因而与中国具有直接的地缘经济政治关系的日本、韩国、朝鲜、俄罗斯、蒙古国等20个国家，构成中国的一级周边国家，即学界所言的中国的“小周边”国家系统。与上述20个一级周边国家具有共同陆地或海上边界，因而程度不一地影响一级周边国家对中国 关系的美国、挪威、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白俄罗斯等24个国家，构成中国的二级周边国家。美国、北约各成员国和欧盟各成员国构成中国的“特殊”周边，因其对于中国的“小周边”国家系统具有直接影响。如此，一级、二级、特殊周边国家共为71个，共同构成学界所言的中国的“大周边”国家系统。但无论如何，成吉思汗开拓的“蒙古帝国全盛时期幅员在2840万到3108万平方公里之间”“它从西伯利亚冰雪覆盖的冻土地带延伸到酷热的印度平原，从越南的水稻田伸展到匈牙利的麦地，从朝鲜半岛伸展到巴尔干半岛”。成吉思汗的黄金家族建立和统治了历史上的钦察汗国(俄罗斯，1242～1502年)、莫卧儿帝国(印度，1526～1857年)、元朝(中国，1271～1368年)、伊利汗国(伊朗与伊拉克，1256～1335 年)等大国。正是这样一个蒙古帝国，决定了当今亚欧大陆的基本格局。而当时蒙古帝国领地所覆盖的，正是当今中国及其绝大部分一级、二级和特殊周边国家。当时蒙古帝国博采众长、融合东西南北各方文化并予以广泛传播的历史功绩，使亚欧大陆广大地区至今仍留有蒙古民族的深刻历史印记。可以预见，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将在其一级、二级及特殊周边国家所覆盖的大部分地域内，有力地推进实现共建“一带一路”的宏伟构想。这无疑将伴随着中国与这些国家之间民族文化特质的大交融。而只有充分地认识到蒙古民族在这些地域留下的历史印记，共建“一带一路”事业才能推进得更为圆满。对于中国的任何一个关于邻国，都应当把它置于整个中国周边背景下加以观察和研究，对于蒙古国其意义显得最为突出并无可替代。不仅如此，之所以要把当代蒙古国置于整个中国周边和地区加以观察和研究，还因为中国周边各个国家之间具有的共性因素。首先，从历史过程看，秦汉以来中国与周边国家疆域的大变化互为盈亏、相互联动，并最终形成现在的格局。历史上中国的任何一次社会大变动， 都极大地影响了所有周边国家。这种历史经历，使得当今所有周边国家都极大地关注中国的历史性复兴，并以各自的方式加以回应。其次，在周边国家对中国历史性复兴作出的各种回应中，美国和日本等大国采取的方式显得与众不同，充满戒心。美国作为与中国没有共同的陆地或海上边界的二级和特殊周边国家，不仅在双边和全球议题上不断给中国出难题，而且不厌其烦地在其他所有中国周边国家搬弄是非，鼓动这些国家的政府、非政府组织，甚至个人挑起同中国的对立和冲突。日本紧随美国，在中国周边的所有国家和地区浑水摸鱼。在这些大国的影响下，其他周边国家在对中国关系上往往要作出两难选择。这是包括蒙古国在内的中国周边各个国家之间的又一种共性因素。
上述中国特色当代蒙古国研究的基本思路，回答了应当在何种哲学思想的指导下，对当代蒙古国理应形成何种基本理解和基本视角的问题。在此基础上，下文进一步围绕一般科学研究活动的基本环节，对如何构建中国特色当代蒙古国研究体系提出一些看法和建议。（一）中国特色当代蒙古国研究的基本任务
构建中国特色当代蒙古国研究体系的根本目的在于不断巩固和发展中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从根本上改善和营造中国可长期持续发展的周边国际环境，实现“两个一百年”战略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中国政府和人民不断深入地了解当代蒙古国，持续不断地提供可靠的智力支持和保障。因此，中国特色当代蒙古国研究应当始终从中国的现实需求出发，在当代蒙古国内政和外交两个方面，确定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基本研究任务。
一方面，所谓“当代蒙古国内政”，广义上不仅指当代蒙古国的政治、经济、社会，而且还包括语言、历史、文化、民族、生态等当代蒙古国国内事务的各个方面。但是，对于当代蒙古国来讲，这些不同的方面又有一个共同的背景，即从冷战结束至今蒙古国从苏联式社会主义向“西化”的国家制度转型。正是这样一个转型，决定了蒙古国的当代特性，也带来了蒙古国国内各方面剧烈变化的矛盾过程。自从1989年中蒙关系正常化后，在双方关系不断提升的每一个节点上，中国政府一再强调，要尊重蒙古国人民自主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这实际上针对的就是冷战后蒙古国的国家制度转型。这不仅对蒙古国而且对中国和中蒙关系持续健康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中国特色当代蒙古国研究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要从蒙古国国内事务的各个方面，努力探索和把握这种矛盾过程的演变规律。中国学界应当在继续深入研究当代蒙古国的语言、历史、文化的同时，还要以此为基础深入研究当代蒙古国的经济、政治、民族等问题，更要从深层次上关注当代蒙古国的社会、生态等问题。当代蒙古国社会、生态等问题，既是中国对当代蒙古国了解的最薄弱方面，又是持续地影响中蒙关系健康发展的主要方面。对于任何两个国家来讲，影响其双边关系的最持久因素都来自社会方面，中蒙关系也是如此。由于中蒙两国的生态环境迥然有异，与社会问题直接相关的生态问题便成为中国当代蒙古国研究必须给予特别重视的领域。另一方面，所谓“当代蒙古国外交”，指的是包括双边、地区、全球层面在内的当代蒙古国的各种国际关系。如前所述，中国特色当代蒙古国研究必须把蒙古国置于其地缘和地理所属的东北亚、北亚、中亚等地区，以及整个中国周边背景之下，从各种双边关系、地区多边关系，乃至全球问题层面加以全面深入的研究。在今后相当长时间内，中国学界应当特别关注美国、日本、印度、土耳其、欧盟等所谓“第三邻国”与蒙古国的关系演进，以及这种演进对推进“一带一路”构想的影响。从这些“第三邻国”的角度看，其与当代蒙古国发展关系的目的并不仅仅局限在双边层面上，而且还带有牵制第三方—中国或俄罗斯—与蒙古国关系的意图。为此它们可能动员的力量也不仅仅局限于本国，而且由于其所拥有的大国地位，还可能影响中国周边其他国家加入其中，甚至是这些“第三邻国”之间相互联手、共同应对。对于目前和今后相当长时间的中蒙两国关系，这些“第三邻国”所关注的无疑是如何推进实现“一带一路”构想。如果中蒙两国之间在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出现较大的差失和矛盾，它们就完全有可能借机介入，挑拨离间中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因此，以构建“一带一路”的安全环境问题为切入点，以“第三邻国”为重点，密切跟踪研究蒙古国的各种国际关系，应当成为中国特色当代蒙古国研究的另一个基本任务。（二）中国特色当代蒙古国研究队伍的建设
对于目前国内蒙古国研究界来讲，中国特色当代蒙古国研究的基本任务显得非常繁重和艰巨。如果不能尽快解决前文所述的那些问题，国内学界就不可能担负起完成中国特色当代蒙古国研究基本任务的时代使命。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认清中国与包括蒙古国在内的周边国家关系发展的大趋势，解放思想、广开思路，实事求是地走一条基于国情的中国特色当代蒙古国研究队伍的建设之路。
共建“一带一路”是中国政府做出的与包括蒙古国在内的所有周边国家共同建设“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在“亲诚惠容”新理念下构建“命运共同体”的重大战略决策。因此，中国政府力推共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打造中欧陆海快线。中国蒙古国研究界应当从现象观察深入到对事物本质和规律的探索。因此，中国特色当代蒙古国研究队伍建设的基本目标应当是培养和造就一大批对蒙古国内政和外交了如指掌、善于通过现象探求本质和规律的年轻专家，并形成依托于北京、遍布在全国各省市区，在国内外具有重要影响和强大竞争力的研究力量。为了达到这一目标，首先必须充分地发挥中国的社会制度优势，形成协调全国各地的研究力量，共同有序协作的新局面。在此方面，依托于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活动的“中国蒙古国研究会”、依托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建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蒙古学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成立的“当代蒙古研究中心”，应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强调对当代蒙古国研究的全国性组织协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不意味着内蒙古、黑龙江、吉林、辽宁、甘肃、新疆等地方独立的研究活动不重要。恰恰相反，全国性组织协调的基础在于地方性独立研究。当代蒙古国研究的中国特色之一，就在于全国性组织协调与地方性独立研究相结合。而且，由于历史原因，内蒙古、黑龙江、吉林、辽宁、甘肃、新疆等省区的蒙古族语言和文化既有共性，又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它们与蒙古国接触交往也各具特色，形成了对当代蒙古国不尽一致的理解和研究特色。其次，为了解决目前对当代蒙古国的研究人员数量偏少、年龄偏大、知识结构老化、大部分集中于内蒙古一地，以及研究领域偏窄、研究方法单一、国际学术交流不广泛等问题，应当采取“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一方面，积极鼓励既有的年轻专家将自己的研究领域从传统的语言、历史、文化扩展到经济、政治、社会、生态、外交等与蒙古国相关的所有领域; 另一方面，积极引导国内研究东北亚、中亚，以及中国与整个周边国家关系的年轻专家，从俄罗斯、朝鲜、韩国、中国台湾、日本，以及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甚至所谓蒙古国的“第三邻国”等各自熟悉的国家和地区角度，对这 些国家(地区)与蒙古国的关系进行研究。如果能够使这些研究东北亚、中亚以及中国与整个周边国家关系的年轻专家持续地关注和研究当代蒙古国，那么短期内就会使中国特色当代蒙古国研究人员数量成倍增加，年龄和知识结构得到根本改善，研究力量分布范围扩大到全国，研究领域拓宽到与当代蒙古国相关的所有方面，研究方法层出不穷，出现国际学术交流广泛和活跃的新局面。（三）中国特色当代蒙古国研究资料库的建设
在构建中国特色当代蒙古国研究体系的过程中，应当对资料库建设给予充分的重视，这对于尽快培养和造就大批年轻专家和学者尤为重要。目前包括蒙古国研究在内的国内各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资料库建设问题不少。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只重视收藏，忽视对其最大限度的充分利用。
要了解和研究当代蒙古国，不仅要关注冷战后蒙古国的内政和外交走向，还要熟悉1921年宣布独立以来蒙古人民共和国(简称蒙古) 的历史发展过程。只有这样，才能更加深入地理解和把握当代蒙古国在国家制度转型中遇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中国学界对蒙古的研究起步较晚，新中国成立后才开始通过翻译苏联学者的研究成果了解蒙古。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国建立了包括蒙古研究在内的一批国际问题研究机构，才正式开始了对蒙古的研究。然而，“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又迫使中国学界的蒙古研究中断了10年。随着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尤其是1989年中蒙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之后，中国学界对蒙古的研究方步入正轨，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国内各图书馆、研究机构、高等院校，以及研究者个人收藏的蒙古国研究资料，基本上可分为两大类。其一是新中国成立至中苏关系公开破裂前翻译前苏联学者的研究成果; 其二是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1992年蒙古更名为蒙古国以来中国学界自己的研究成果。也就是说，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末的约25年间，国内的蒙古研究资料基本上是空白。而这25年的前20年，正是蒙古在苏联式社会主义制度下，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蒸蒸日上，对外关系受苏联影响的阶段。这25年的后5年，则是蒙古在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对外政策影响下，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开始每况愈下，对外关系逐渐由无所适从到试图另起炉灶的阶段过渡。但是，无论是前20年还是后5年，都是蒙古社会经历重大变化的阶段。因此，中国特色当代蒙古国研究必须尽快采取措施，从蒙古国和俄罗斯收集和弥补这25年的研究资料。在内容方面，研究资料以对蒙古国现实问题的介绍为主，而分析性研究资料很少。早期翻译的前苏联研究成果是这样，后来国内自己的研究成果也是如此。但是，唯独在历史和考古研究领域，得益国内极为丰富的史料，中国学界在蒙元和蒙古民族起源研究方面异军突起，逐渐争得了国际学术界的一席之地，并确立了自己的话语权。中国特色当代蒙古国研究应当充分地利用好这一优势。中国特色当代蒙古国研究资料库建设的当务之急应当是，对无论是中国的还是来自国外的国内各图书馆、研究机构、高等院校乃至研究者个人收藏的所有蒙古国研究资料，都要进行一次周密的大调查，并将调查结果提供给国内当代蒙古国研究者。这个资料库最好采用包括以下内容的目录形式: (1)序号; (2)名称; (3) 种类(书籍、论文、录音、影像等); (4)作者; (5)出版社/学术刊物; (6)出版年月/发表时间; (7)版本; (8)内容提要; (9)简评;(10)收藏处等。此外，还要进一步组织资深专家对这些资料进行甄别和筛选工作，以便为中国特色当代蒙古国研究界，尤其是年轻专家们提供一份非读不可的研究资料目录。但是，这些列入目录的研究资料，大都深藏在各图书馆、研究机构、高等院校、研究者个人的书架上，研究人员很难在图书市场上购买到。因此，中国当代蒙古国研究界接下来需要做的工作是，根据需求大量翻译印刷这些必读研究资料，并提供给各研究机构、高等院校。与此同时，启动对这些必读研究资料进行数字化建设，用现代图文信息处理技术装备中国特色当代蒙古国研究队伍。
▲作者朴键一，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摘自《内蒙古社会科学》（汉语版）2015年第1期。